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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上博原副馆长陈克伦:从翻砂工一路走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陆续呈现出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部分艺术界或文博界名家访谈或自述,通过这些名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工作履历,呈现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出生于1951年的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比新中国晚出生两年,1978年考取厦门大学考古学专业,陈克伦先后任职浙江省博物馆、复旦大学、上海博物馆,一直坚守文博领域,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

插过队,当过翻砂工,78届的考古专业大学生

1980年 大学期间 陈克伦在湖南沅陵考古实习
澎湃新闻曾经因为上博各种各样的事情采访过您,但是从来没有跟您聊过您个人,能否介绍下您的成长经历?
陈克伦:说起来也很简单,我是1951年出生的。1969年我17岁,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插队的地方叫新建县(2015年撤县设立新建区),跟邓小平下放是在同一个县。我插队的集体是非常好的,得到了省红旗单位,所以两年以后我们插队的都陆陆续续进了工厂。我进了南昌齿轮厂,是专门做坦克和拖拉机齿轮的,属于中央企业。我在这个齿轮厂做了7年翻砂工。因为我们这个不属于生产流水线,属于修配车间,专门为工厂里的机器配零件,所以每天做的活都不一样,这样学到的技术也不错。“文革”结束后,1977年底恢复高考,当时没有胆量去考,出于两个原因,一则因为准备时间很仓促,担心考不上;二则因为我本人家庭出身不好。
1978年,那时候公开说不讲成分,任何人都可以考,我们工厂工会的一位张老师,也是上海人,她鼓励我一定要报名。我从报名到距离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所以复习主要集中在数学,因为数学基础很差,然其他科目完全是靠自己的底子。最后成绩出来,我数学得了80多分,我的成绩是在南昌市文科前十名。
当时填志愿,很多专业不敢填,中文系肯定不敢填,因为写文章会犯错误,历史系也不敢填,因为很多历史学家在之前都栽了跟头。后来我报考了厦门大学的考古专业,因为很喜欢考古这门学科,被录取了,厂里还发喜报。我们工厂工会的那位老师非常支持我,她把工会阅览室里所有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杂志全部寄到学校给我,因为这几种刊物也是“文革”中最早恢复的学术刊物。
澎湃新闻您提到开始不敢报考是出于家庭出身的包袱,能谈谈您的家庭么?
陈克伦:我祖父是开车行的,曾经和祥生汽车行合股,1948年去世,父亲是独子就继承了父业,家里过去有一些汽车。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是上海工商联的青年委员,政治上挺活跃,1958年他向党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青年资本家打成右派,你说我有这样的心理包袱,怎么敢考大学。
我祖父1905年从浙江宁波过来上海打工,真的是打工,没有文化。他是赶马车的,曾经一度成为孙中山的包车,所以我家里原来有好几张孙中山题字。后来在1950年代全部捐掉了。
澎湃新闻校园生活是怎样的,您在学校受过哪些考古学训练?
陈克伦:我们4年的专业培训是非常严格的,曾经在半年当中走遍了中国主要的考古工地,给我们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全班只有15个同学,全是男生,最大的是1949年的,最小的是1962年的,年龄差距非常之大。1977年、1978年高考录取率很低,像我们那一届全国有600多万考生,录取30万人左右。

上海博物馆
我们考古专业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北京考古所回来的,所以他们有很好的考古实践经验。我们专业的主任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说,你们学这个专业首先要喜欢它,但不是喜欢文物,如果你们家里没有收藏的话,你一辈子就不能再搞收藏,这是职业道德,不然公私就分不清楚,这是第一;第二,考古不是挖宝,我们考古的目的是恢复古代社会的原貌,而不是挖到了什么好东西。我的同学们毕业以后也基本都是活跃在文物考古的第一线。
澎湃新闻:您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

1985年 陈克伦考察敦煌
陈克伦:我毕业以后先是分在浙江。毕业分配我是想回上海,因为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结婚了,我的妻子在上海,我想回上海工作,当时学校很努力,上海博物馆也很努力,向上海人事局申请了要考古专业的大学生,结果一个都没通过,据说人事部给上海的回答是“上海没有特殊的考古需要”,我就被分在了浙江省博物馆。我是1982年去的浙博,1983年就被送到北京学习,1984年就提名我当副馆长的人选。
浙博要提我当副馆长,我一心还是想回上海,想着这个副馆长不能当,当上就回不去了。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正好到浙江来收集资料,我就问他说我想考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生。他告诉我复旦大学从今年开始招文博的硕士生,导师是杨宽,杨宽在1950年代曾当过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那我就考了。当时报名要单位同意,单位不想盖章,我就找当时刚刚就任的浙江省文管会的副主任毛昭晰,他是从杭州大学调来的,我们谈了15分钟,他说我理解你,给你去考试,就很顺利地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硕士。
澎湃新闻所以当时你们大学毕业很有天之骄子的感觉是吗?因为一毕业出来就直接被当作干部培养。
陈克伦:因为当时大学生很少,77届也就是20多万,78届将近30万,我们那一届全国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只有60人。那时候坐火车排长队,我们十几个同学拿着学校的实习证明,我们身上有文物标本,要保证安全,不需要排队全进去了。
参与组建复旦大学文博系
澎湃新闻您在进入上海博物馆之前,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很多年,现在文博领域的很多骨干,都是您当年的学生。可以讲讲您在复旦大学念书和任职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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